“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同时，也提出了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问题。但是，由于东北 地区没有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也没有象南方革命根据地那样的党直接创建的人民武装；加之当时王明冒险主义的干扰，因而战斗在抗日武装斗争第一线的东北 广大党员和干部不得不摸索前进。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号召“中日两国工农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号召“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 生以及一切革命的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争取 解放！”

       1931年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广大群众展开斗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

       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要求东北党组 织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军队和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提出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完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要求引导这些抗日武装到农村 去，发动农民开展抗日斗争。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作出了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决定。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落实满洲省委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出共产党员到抗日义勇军中进行工作，同时也开始注意了向农村派出党、团员和干部，组织农民群众进行武装起义，从事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工作。

       1932年2月20日，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的主要任务”，要求东满党组织“坚决地去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去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发动和领导游击战争”。

       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召集省委主要领导人会议，根据周恩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精神，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 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 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1932年4月22日，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

       上述一系列文件表明，中共满洲省委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央冒险主义错误的总的领导，但罗登贤等省委领导人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把开展和领 导反日民族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时 加强对义勇军的工作，争取他们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坚持抗日斗争，并逐步使之成为党直接领导的队伍。

       在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党组织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的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下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初期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为一栋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其东侧四间就是1927年至1929年间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往哈尔滨。